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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2月-1915年12月“拉库”起义及其社会影响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作者:马林英
发布于:2021-01-14 共12866字

  摘    要: 本研究在方法上首先以历史档案、文献资料作为“历时”线索,其次采纳“共时”田野口述历史和文本记录等一手信息,以核实、矫正起义涉及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准确性,亦丰富、完善起义经过和影响的地方性特征。尤其对于“与‘彝海结盟’重大历史事件的关联”“开创奴隶制下黑彝放权让利新纪元”“迫使居住空间拓展,激发社会结构多元”和“促进生产技能改良和生活习俗变迁”等几项起义所带来社会影响的分层论述,突破了过去阶级斗争之革命史叙事的范畴。文章透过对凉山北部彝族地区“拉库”起义来龙去脉的梳理,以及对多个案例的叙述与呈现,较前期成果提供了更丰富、更完整的学术范本。在恰当还原起义背景、基本过程的同时,研究进一步敏锐地发现社会影响诸内容,很好地诠释了与“彝海结盟”关联、黑彝放权让利、白彝居地拓展、社会结构变动、生产技能调适等问题。全文对多个细节的铺展,亦为读者重新认识、思考20世纪初彝区社会巨大变革,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亲历者视角和生动的当事人叙述。研究成果不仅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现实意义,亦对近代中国区域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提供创新性价值。

  关键词: 拉库起义; 社会变动; 地方特征; 创新范本;

  Abstract: In terms of methodology,this study first adopts historical archives and literature as "diachronic" clues,and then takes "synchronic" field oral history and text records to verify and correct the accuracy of the time,place and characters involved in the uprising,and enrich and improve the lo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itiation and influence. In particular,several stratified expositions of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uprisings break through the category of the narrative of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y of class struggle in the past.The article provides a richer and more complete academic model than the previous achievements by reviewing the context of the "Laku" uprising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Liangshan. While properly restoring the background and basic process of the uprising,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tents of the social influence,further discovered,and interprets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Yi Hai Jie Meng" ,the transfer of power from the black Yi to share benefits,the expansion of the white Yi residence,the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the adjustment of production skills,and so on. The detailed text description also provides a vivid personal experience narrative to allow reader review and reconsider the great social changes in the Yi society at the beginning of last century. The research results not only ha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but also provide innovative value for the study of regional ethnic history and ethnic relation history in modern China.

  Keyword: Laku uprising; social change; local characteristics; innovation model;
 

1913年2月-1915年12月“拉库”起义及其社会影响
 

  凉山彝族地区北部1受辛亥革命影响,于1913年2月—1915年12月爆发白彝推翻黑彝残酷统治的奴隶武装起义。因起义高潮正值l914年的彝历“虎年”,故称“拉库”起义或“虎年”起义。又因参与起义主体系独立白彝、白彝、安家奴隶和锅庄奴隶四个等级,又称“白彝起义”2。起义过程中,官府与起义武装达成“改汉协议”3,所以也称之为“改汉运动”。

  “拉库”起义虽是彝族历史上规模最大、波及范围最广、参与等级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奴隶起义,更是首次撼动黑彝阶层放权让利的民族民主革命,但长期以来却尚未得到相应完整的记述,更鲜见深入细致的学术探究。迄今仅有一些凤毛麟角的探讨。如周锡银《彝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拉库起义”》一文[1],从黑白彝两个阶层的矛盾对抗难以调和视角入手,简单梳理起义集体性武装斗争的规模、范围、方式等细节;苏静《试论甘孜彝族在“拉库起义”中的地位和作用》[2],关注甘孜彝族来历与起义相关联,以及黑白彝两个阶层的得与失;李绍明《论凉山传统社会中“独立白彝”的社会地位》,浅析“拉库”起义实际充实了北部彝族地区独立白彝4群体[3]等问题;毛燕《论四川泸定县“白彝区”的形成》[4],回答甘孜州泸定县独立白彝群体形成与“拉库”起义间的关系等。与前期成果不同,本文虽同样以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为切入点,但侧重审视事件与所处环境社会互动的利与弊,审视空间扩展至越西、冕宁及邻近多地,细致铺陈不同民族、阶层、性别等人群的表现和差异。尽管依旧使用《凉山州州志》《冕宁县县志》和《越西县县志》等历史档案、文献资料作“历时”线索来宏观梳理起义缘由、经过及效果的历史脉络,但重点采纳“共时”田野访谈冕宁、越西、九龙、泸定及丽江等地当事人后裔口述(50岁以上45人次)或文本(杰潘伊哈《生活日记》)获取的一手信息,以核实、矫正“拉库”起义所涉及时间、地点和人物的准确性,亦丰富、完善事件经过和影响的地方性特征,特别对于“拉库”起义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的分层论述,突破了过去阶级斗争之革命史叙事的范畴。

  一、“拉库”起义缘由及过程

  清末以来,受外部社会改造不断作用,彝族社会内部动荡不安,各血缘等级势力此消彼长,引发社会组织结构出现政教分裂、军政解体,原集宗教、政治权力于一身的土司渐失宗教大权,转由独立白彝为主的毕摩专职宗教事务,而主业军事一职的黑彝也不断崛起,充任自己属地的统领等。至民国年间,原居彝族地区腹心地带的黑彝势力渐趋强稳,最终取代居其周边地带的土司势力。这时期,土司几乎败退至彝汉交界地,只能借助官府势力,勉强管理属地内事务。然黑彝正权势鼎盛,成为彝族社会的新主,并主张与世隔绝地强化奴隶制。民国后期,黑彝属地的奴隶制统治方式愈演愈烈,长期遭受压迫的白彝,尤其依附黑彝又居彝汉交界地带的白彝,他们不仅必须面对社会内部黑彝间连年不断的冤家械斗灾难,承担依附或隶属负担的赋税、劳役上涨压力,还遭社会外部地方军阀接二连三的各种盘剥,承受族群关系紧张连带的灾难。他们长期生活在奴隶制社会的水深火热之中,既苦不堪言,又不能自拔。那时今西昌、雷波、冕宁、越西5等彝汉交界地互动交往不断深入,独立白彝便基本与本地汉人结拜为兄弟干亲或儿女干亲,甚至护送子女进入民间私塾或官办学堂学汉语、习汉文。当时,两族间交往密切的实际不得不使当事彝人对比、反思两种社会和生活,甚至稍懂汉语的独立白彝开始关注外部社会官府变化及朝廷更迭等国事。受辛亥革命影响,他们萌发了追求自由、独立身份的愿望,从懵懂,至觉醒,最终引领广大白彝发动了武装起义。

  (一)起义来龙去脉

  自1911年内地爆发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后,各种消息不断传入彝族地区,许多生活在北部黑彝属地又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白彝接连响应各家支组织部署,利用婚丧嫁娶等社交机会聚集,私议效仿汉地集资贿赂官员和借助官府势力,打击、推翻黑彝统治,创建社会内部成员间无血统等级差异的环境。当时,冕宁窝堡地区的黑彝倮伍吉伙对其属地白彝的统治,手段极其残暴,动辄施以鞭打、致残等惩罚。他曾多次强迫18位白彝“捞油锅”6致残,强迫白彝借“杂布达”7高利贷致贫,强迫白彝曲木勒谷的儿子在“祭鬼”8仪式做牺牲……种种欺压行径激起众多白彝愤怒不已,以致起义事宜尚在商议,还未准备充分便提前爆发。

  1914年3月上旬的一天,倮伍吉伙的隶属民曲木拉格、达久布楚、马日什曲等,秘联本县冶勒乡白彝吉克约呷、吉克列且和宁远乡白彝加罗阿且等歃血为盟,倡议“废除奴隶主特权,追求获得人身自由”。一时间,倡议深得窝堡周边汉民支持,进而促使起义迅速席卷邻近几县。窝堡与冶勒、宁远两地相互配合行动,计划将黑彝引诱集中全歼。不料,实施当中走漏了消息,所以只在窝堡乡内击毙倮伍撒合、倮伍达衣和果基尔且三人,其余黑彝闻风逃进深山密林。不得已,起义白彝在官府和部分汉民支持下,在窝堡提前打响了战斗。其余地方成千上万的起义白彝也随即在官兵配合下,手持大刀、长矛、火枪、土炮,集结赶往窝堡聚力举行史无前例的武装联合起义。

  起义过程中,为扩充起义武装实力,争得地方官僚及汉族民众的广泛支持,起义白彝协商派出吉克列且、加罗阿且、尔恩洛莫等人,前往越西联络、动员各自血缘家支和姻缘亲友充实战斗力。与此同时,还携带银两赶往驻防越西的汉军统领部,向张挺生统领陈述起义缘由,以寻求军事援助。由于时值辛亥革命成功期和距康区改土归流高潮不久,汉区民众,尤其黑彝地区一些汉民佃户也顺势积极支持起义白彝。于是,当起义白彝希望官府支持的请愿书、贿赂款摆在张统领面前时,他出于借机谋取政治、经济双重利益的目的,一面接受起义白彝求援银两后表示支持,另一面又借机向求援白彝提出“改汉协议”的要求,企图以此加速实施官府对彝人“废弃锅庄,建造高灶,剃掉长发,制订门牌,不穿长裙,穿戴汉装”等文化改造进程。起义白彝接受“改汉协议”的同时,也向官府提出“取消黑彝执行‘杂布达’,反对黑彝吃‘绝业’,废除无偿劳役及抽丁、抽陪嫁丫头”等黑彝特权的要求。

  双方协议一经达成,张统领派二营中哨李树繁哨官前往冕宁、大桥,令前五营费建侯营官进驻瓦古脚村配合起义白彝。很快,费营官率汉军与起义武装一道,前往冕宁设立“改汉法庭”。法庭设立之初,起义白彝纷纷前往告状、喊冤、诉苦,甚至还把部分长期残酷欺压白彝的黑彝押送审判,责令其释放奴隶娃子、陪嫁丫头和取消“杂布达”,并没收外逃黑彝的财产。一时间,冕宁、越西各地黑彝惊恐万分,外逃人数骤然增多。

  在越西,获悉起义联络信息的白彝家支成员纷纷集结到彝汉交界的大瑞、大河、大花等地,由尔恩洛莫、曲木查米、俄勒布达和沙马木基等家支头人组织召集起来,呼应冕宁,发动多地连片大起义。1914年8月后,越西起义达到高潮,与同期发生在冕宁的起义遥相呼应。起义虽由独立白彝组织、发动,但不少白彝、安家奴隶、锅庄奴隶也纷纷逃离黑彝统属地,投入起义行列中。短短数日,成千上万的起义白彝集结在中所镇二萨果村展开斗争。当时,各地相继出现千百年来未见景象———起义地的黑彝开始亲自下地干农活,或外出放牧牛和羊。

  1915年起,起义声势席卷北至石棉、汉源、九龙、泸定,南及盐源、盐边、米易、宁蒗、丽江、楚雄等广大彝区。起义地区普遍出现罪大恶极的黑彝被镇压或被关押,有的黑彝仓皇逃迁异地他乡。起义白彝兴高采烈,扬眉吐气,他们不仅杀牲庆贺,还没收逃亡黑彝的土地、财产进行户均分配。许多起义白彝开始进入自给自足的自由民生存状态,并兑现与官府的承诺:改三锅庄为汉式灶,脱彝族服饰着汉装,学习汉语汉文,选择汉式生活,甚至有不少家庭干脆彻底摆脱对黑彝的依附关系,离开彝地,迁居汉、藏等村庄。是年3月,已有各地五百多人的起义代表汇聚冕宁大桥,出席“起义经验交流会”,推举起义领导人达久布楚、马日什曲、曲木阿硕等介绍起义成功经验。会议结束,起义范围再次迅速扩展。截至12月,冕宁拖乌,九龙三垭、湾坝,越西大瑞、大河、大花等地,不同规模的起义白彝以不可阻挡之势,汇成数支起义洪流。

  可正当起义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布拖境内其属下有八支黑彝9的土司都龙光10担心冕宁、越西一带黑彝势力被撼动太深,可能殃及普格布拖境内黑彝势力,从而导致自己土司统治权受损。于是,他率土司武装从普格经西昌赶往冕宁,表面协助调解黑白彝间的战事,但暗地里却帮助黑彝化装外逃,上访求援。在土司协助下,外逃黑彝相互纠结,联络各自血缘家支和姻缘亲友前来助力。他们一方面筹集银两贿赂地方汉官,另一方面又组织家支力量,进行武装反扑。当冕宁境内的拖乌、冶勒、结尾等地成千上万白彝在起义首领率领和李树繁哨官支持下,将当地果基、倮伍、罗洪三支黑彝围困大盐井的勒帕沟时,黑彝们相互串通,推举出果基木嘿、倮伍吉伙为代表,获土司秘密帮助,化装成汉人,携三千两白银,连夜翻越阳糯雪山,也赶往越西统领部向张统领行贿,求官府助力抵抗、镇压起义白彝。张统领此时出于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心怀“吃了原告再吃被告”动机,收受贿赂后转而下令助黑彝杀白彝。这是旧中国历代统治阶级惯用的“以夷治夷”伎俩。张统领不仅急令李树繁停止支持起义白彝,还派出参谋易涛、周继涵和副官陶仙桥从越西赶往冕宁大桥,为黑白彝双方“调停和解”,迫使起义白彝的队伍就地撤离和解散。结尾村黑彝罗洪俄助此时趁机反攻罗洪家支属地内的起义村民。起义首领贾玉三虽率众奋力抗争,但终因力量悬殊被杀害。起义抗争遭遇失败,许多抗争村民不得已扶老携幼,放弃家园,离乡背井,远逃石棉、汉源、九龙、泸定等他乡艰辛生存。如是,冕宁北路一线不少起义白彝被迫重返黑彝统治下的奴隶制社会生活。

  1915年6月,外逃黑彝纠结的武装力量同样卷土重来,向冕宁窝堡发动武装进攻。他们抄小路从惠安乡樟木沟翻山越岭至窝堡占领稗子田,居山梁火力袭击窝堡村。10月,因黑彝改变战略战术,起义白彝相继战败,纷纷撤离逃亡至雅砻江西岸对峙3个月,终因寡不敌众而彻底失败。

  (二)起义个案叙述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曲木绝吉的妹妹从大花乡达茨勿村嫁到塔什吾村,成为沙马约古的妻子。她聪明伶俐,心地善良,能说会道,深得夫系家族内男女老少喜爱,因而很有号召力。不料,这些贤良品德竟招来黑彝倮伍阿伙之妻心生嫉妒。黑彝主妇时常当众指责、侮辱她是个抛头露面的女人。1912年的一天,黑彝主妇再次当众羞辱她。在屡遭羞辱后,她忍无可忍上吊自杀,死给黑彝主妇了。事发后,死者夫系沙马家支和父系曲木家支,依彝族司法惯制聚集数十人,前往黑彝家讨要人命金不成,他们遂用石头砸坏黑彝家房顶,赶走黑彝家耕牛宰杀享用。在彝区,导致他人自杀死给的行为并非单纯意义的自杀,而是刑事命案的一种,须按死给地点、方式、性别和被死给者行为与死给行为的因果,以及死给者与被死给者间的亲疏关系等综合因素,量刑、裁决案件性质及赔偿额度,包括规范对死给案的界定和分类[5]。因此,白彝沙马曲比家支向黑彝倮伍家支讨要人命金的行为,符合彝族文化逻辑。缘于人命债的冲突与矛盾不可调和,居于黑彝倮伍家支属地内的白彝沙马、曲木两大家支于1913年6月,在青年沙马木基率领下,汇入起义行列,且带动当地格依、阿杜、杰卡等数个家支,联合反抗黑彝而融入起义洪流。

  清宣统二年(1910),越西大瑞乡郑家湾村的黑彝穆迪家支,打算按习俗惯制接手依附民曲木阿约家的绝嗣产业。可当时其属地内白彝势力正渐强势,黑彝想顺利接手白彝依附民的绝嗣产业已相对不易。穆迪家支思量再三,决定请求官府支持。他们串通越西厅同知,以莫须有的罪名将曲木阿约投入厅狱致死,还将其唯一的女儿变卖为奴。曲木阿约的弟弟曲木查米,想要报仇雪恨而苦于无门,1913年5月他收到了来自冕宁的血缘家支起义联动信息,为给哥哥报仇,他在家乡率三个儿子和许多白彝参与起义,并相继镇压七位倮伍黑彝,但黑彝反攻倒算时,他被官府逮捕,后由汉族乡绅保释出狱[6]。

  于是,越西大花、大瑞两地白彝很快以沙马、曲木两个姻亲家支为主,分别在沙马木基、曲木查米率领下,与南箐、中所、丁山、五里箐等地更多白彝家支30多人,在大瑞乡郑家湾村召开“起义协商会议”,当即共同出资和聘请沙马海惹毕摩,专为起义举行“歃血为盟”仪式,表示坚决同心协力与黑彝斗争到底。仪式上,曲木查米宣布:“为彻底摆脱与黑彝穆迪家支的依附关系,我家率先解除儿媳陪嫁丫头的隶属关系,让其人身彻底获得自由,并已将其送回自己家中。至于她们出嫁与否,全由其父母自行做主……”11此举深得安家奴隶和锅庄奴隶拥护。

  大花乡境内的沙马曲比家支,主要居住塔什吾和沙马巴嘎两个自然村落。考虑到参与起义时便于与黑彝倮伍作战,全体成员迁移至当时尚无人居住的荒地修建战壕和住房,以备长期作战。战斗之初,大花乡黑彝倮伍属地内的沙马、曲木等白彝家支率先参与其中,随后陆续有其他家支参与作战,其作战居住地也被命名为“新居村寨”,并使用至今。黑彝与白彝双方开战不久,黑彝被迫逃往冕宁。但由于黑彝贿赂汉官成功,已在冕宁安顿好妻子儿女的个别黑彝,也时常联络冕宁黑彝集结反攻、偷袭大花等地起义白彝。

  随着起义宣告失败,曲木查米、沙马木基等起义领导者和组织者先后被逮捕,在南箐乡山林中召开公审大会后被黑彝枪杀。部分战败白彝在黑彝逼迫下,被迫赔偿起义所耗一切军需费用。不少白彝纷纷逃往附近城镇,寻找汉人担保,依附汉人生存,有的沦为汉人佃户、长工等;多数白彝四散逃往云南的丽江、中甸、宁蒗和今四川攀枝花所辖仁和、米易、盐边及凉山、雅安、甘孜所辖邻近各县,投亲靠友生息繁衍至今[7];甚至更多白彝还在武力震慑下,被迫投降返迁原先的黑彝属地,再次沦为依附民或隶属民,重新接受依附制或隶属制的奴隶生活。大花乡新居村寨的起义白彝最终迁居中所镇周边吴家坝、邓家坝、丁山桥、下铺子、金马山等七个村落投奔汉人,并在汉地租房避难生活数年,之后,又不得已陆续返回原居地,生活在倮伍黑彝的属地内。许多7—8岁的孩子在离乡背井后又重返彝村时,已基本忘记母语,却操一口流利的汉语。2015年3月9日,92岁高龄的沙马伊布回忆自己儿时常听父辈讲述当时起义白彝居住汉地期间,大花乡境内沟壑两岸大片的土地一派荒芜,无一棵庄稼生长。

  二、“拉库”起义的社会影响

  “拉库”起义虽因官府收受黑彝贿赂而把枪口转向起义白彝,导致起义最终未能取得彻底胜利,但其运动实质已促进彝族社会内部各方面发生系列良性改变,甚至产生深刻而长久的社会文化影响,值得条分缕析地整体梳理和深度阐释。

  (一)与“彝海结盟”重大历史事件的关联

  1897年,越西大花村一个白彝沙马曲比世袭毕摩的家庭生育一子,父母为其取名沙马聂且。之后,由于弟妹相继夭折,他成为家中独子。“拉库”起义爆发,他父母投奔汉人干亲,迁居中所镇旁一彝汉杂居村。在这里,他不仅习得汉语汉文,还掌握了木匠技艺,并继承父业成为毕摩。由于年轻且木匠手艺出众,还有受人尊敬的毕摩身份,他被当地人称为“沙马尔谷子”12。之后,沙马尔谷子的称呼逐渐取代其真实姓名沙马聂且而广为人知。

  1915年,伴随越西境内起义全面失败,尔谷子全家迫不得已离乡背井,再从越西彝汉杂居村迁入冕宁彝海村去投亲靠友,并依附当地黑彝果基小叶丹13。小叶丹见尔谷子不仅年纪轻、品行端,且掌握木工技艺,又是精通彝汉双语的毕摩,很是赏识和器重,时常如影随形地带在身边。村里家家户户的木工活、宗教仪式基本由尔谷子包揽,因而他深得村民的尊敬。

  1935年5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经凉山彝区北上至冕宁彝海村,双方“彝海结盟”的历史事件后成为“红色佳话”。但人们很少知晓当年歃血为盟仪式,正由居住该村的沙马尔谷子毕摩一手主持的。当天一早,村民尚未下地干活,只听得从拖乌山梁上传来阵阵枪声。他们误认为又是国民党地方军阀邓秀廷的队伍前来抢掠。人们只好听从各家支头人安排,迅速有序地将老弱病残送至深山密林隐蔽,再组织青壮年预备武装抵抗。当发现是红军先遣部队要借道过境后,双方沟通并达成担保部队安全通过彝区的共识,决定在彝海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当时,主持盟誓仪式的任务自然落在毕摩尔谷子身上。仪式所用大白公鸡从白沙沟村找来,虽没有白酒,但刘伯承说:“重要的是我们彼此心怀诚意,无酒即用海水代酒无妨。”14说罢,他从警卫员的皮带上解下两个瓷盅,要求斟上两盅彝海的水,以水代酒。仪式中,尔谷子毕摩安排堂弟沙马玛黑子15担任自己的助手。他左手执鸡,口念:“上有天作证,下有地作证,今天刘伯承司令与果基小叶丹在彝海边结义为兄弟。日后光阴荏苒,若谁不守信,当如此鸡般下场……”16念毕,他右手持刀,割开公鸡口腔,放出鲜红鸡血,滴入两盅“酒”中,由刘伯承、小叶丹二人当众面对蓝天、彝海,举杯诵誓言:“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海边结义为兄弟,若有反悔,天诛地灭。”17刘伯承誓毕、饮尽,是为兄长。紧接着,小叶丹盟誓:“上有天,下有地,今天我小叶丹与刘伯承在彝海边结为兄弟,甘愿同生死,若不守信,如鸡下场”18。小叶丹誓毕、饮尽,是为兄弟。仪式结束,刘伯承代表红军部队授予小叶丹一面“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红旗。

  关于沙马尔谷子主持“彝海结盟”仪式的历史事件,曾有彝族老领导伍精华着《凉山的变迁: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载:1985年,在“彝海结盟”50周年的时候……设计的纪念碑也包括了纪念塑像,塑像除刘伯承、果基约达外,增加了聂荣臻元帅和主持结盟的沙马尔谷子。当时,红军先遣部队司令是刘伯承,政治委员是聂荣臻。聂帅直接参与了“彝海结盟”的过程。沙马尔谷子是果基约达的一个随从和翻译,按照彝族习惯,由他打鸡,主持结盟[8]。

  “彝海结盟”的顺利进行,为中国工农红军抢渡大渡河赢得了宝贵时间,对粉碎蒋介石迫使红军重蹈石达开覆辙的图谋化为泡影,也对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与封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更对红军长征取得成功具有战略性的历史意义。沙马尔谷子成为“彝海结盟”参与者和见证人的事例,正是“拉库”起义与“彝海结盟”重大历史事件关联性的有力佐证。

  (二)开创奴隶制下黑彝放权让利新纪元

  “拉库”起义虽最终宣告彻底失败,但起义白彝一开始便提出了目的明确的诉求:在接受官府“改汉协议”条件下的援助时,要求官府协助“废除黑彝特权”;起义取得暂时性胜利而设立“改汉法庭”时,责令长期残酷欺压白彝的黑彝释放奴隶娃子、陪嫁丫头,取消“杂布达”,并没收外逃黑彝的财产;起义失败不得已返迁原地时,力争与黑彝地盘业主谈判,与黑彝口头协议不收“杂布达”,不抽陪嫁丫头,减少支付贡礼金、住地税等等。

  例如:越西大花乡白彝沙马曲比家支,曾于起义过程中摆脱黑彝倮伍家支,迁居汉地多年。但作为世袭毕摩,必须在彝区从业,只好举族回迁故里,被迫再与黑彝建立新依附关系。回迁前,他们与黑彝谈判,双方达成各自退让对方一些条件的协议,且共同举行歃血为盟仪式,神誓签订:黑彝不再执行“杂布达”;不再抽取次女作陪嫁丫头,但要把次女出嫁身价钱上缴黑彝;黑彝娶媳不论几子结婚或一子多婚,沙马家支均只负担一次贡礼金;沙马家支一律象征性支付居地税费为一年一块猪头肉等新的依附协议。协议签订后,大花乡沙马曲比家支的各支成员相继分别在汉地居住7—10年不等后,陆续回迁故里,再次沦为各自地盘业主的依附民,直至1956年民主改革。

  再如:越西南箐乡的海来家支在起义失败后迫不得已的回迁过程中,虽同样与地盘业主黑彝果基家支签订新的依附协议:次女出嫁的身价钱上缴地盘业主等,但黑彝地盘业主并未放弃对其身价钱就高不就低的掌控特权,依然将海来家支一户家庭的次女,高价远许至喜德境内的玛黑家支为妻。

  (三)迫使居住空间拓展,激发社会结构多元

  如前所述,起义彻底失败后,众多依附民身份的白彝,选择或地缘关系、或血缘关系、或姻缘关系等方式,少数就近在越西县内依附汉人,迁居城关、中所等城镇,或西山、城郊等城乡结合地带,由原从事畜牧业、农业等生计,转行打理彝汉司法纠纷、事务翻译、军机安防,或在汉地从事家政服务、小商小贩、旅社餐馆、维护治安等生计,并逐渐发展成为兼通彝汉双重文化的新生独立白彝群体。今天已在西山乡、城郊乡等地繁衍生息的杰潘、吉克、莫色、尔郭和曲木、博石、乌尼、吉余、巴莫等家族即如此;多数则背井离乡,远迁异地,投靠早在汉、藏他乡的血亲、姻亲租地为生,成为完全挣脱隶属、依附黑彝关系,并分布在今四川彝族地区北部的冕宁、喜德、越西、甘洛、石棉、汉源、九龙、泸定及四川南部、云南北部盐源、会理、会东、宁蒗、楚雄、丽江等操彝语北部方言的史亦、阿石、节获、玛黑、杰日等家族的新生独立白彝群体。以上迫不得已的生存技能选择和居住空间拓展行动,无意间促成彝族社会内部在纵向血缘分层结构中产生了一种新的依附民群体,即摆脱黑彝而跨族群依附或跨地属关系的新兴独立白彝群体,继而激发原有独立白彝群体内部横向拓展出了新的地理居住空间,向彝族地区南北双向扩展至汉、藏、傈僳、纳西等少数民族地区,最终形成藏彝走廊中特定区域内多族群杂居共荣的独特居处格局。这些新兴独立白彝群体,因跨族群居住和交往的缘故,自然成为民国初期接触他族文化较早的彝人,许多成员及其后代,诸如杰潘鸠曲、曲木王嘉、曲木查米、莫色木基、乌尼木基、博石拉莫、白拉阿些、吉余达坡等等,先后成为当时彝族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先驱。他们的后人,因受跨文化家庭影响,亦成长为服务新中国的彝族佼佼者。

  (四)促进生产技能改良和生活习俗变迁

  彝族社会内部发生“拉库”起义之际,正值凉山境内彝汉民族关系紧张之时。像越西这样彝汉杂居地区的城镇,因官府当时允许汉人下午四点后可将仍在城镇流动的彝人捉拿监禁,以索要赎金,这就激起彝人也常下山掘启汉人祖坟、捉拿汉人男丁,利用汉人尸首和男孩索取赎金。如是,“拉库”起义过程中,许多与官府签署了改汉协议,并在起义失败后依附汉人迁居城镇周边的白彝,基本被安置居住在城外看护汉人祖墓。青壮年男性中一部分须每日进入城镇汉人家中、军营、官府等,担负彝汉语翻译和保护汉人安全等工作,尤须保护汉人未成年男丁的安全,以免被绑索取赎金而致受害;部分则担任城镇外保长、甲长职务,管理彝村事务;而老人、妇女和孩子则留守城镇外,开荒、租种墓地周边的田地。随着时间推移,直至民主改革,这些进入城镇谋生或担任保长、甲长而生活稳定的独立白彝,大多已将家中男丁带入城内伴其左右,或进入私塾、官办学校接受汉语汉文教育,民国后期,率先进入主流社会稳定谋职,其中代表性人物如曲木倡民、曲木藏尧、白拉史布、杰潘阿拉、阿罗威哈、巴莫尔伙、沙马略佳等,即出自这样的家庭。而留守城镇之外的老人、妇女和女孩,不仅基本掌握汉地生产技能、生活习性,还将其看护的汉人墓地周围荒野逐渐开发出来,最终拓展成为无黑彝管制、以地缘关系为主、视血缘关系为辅性质的新型独立白彝聚居村落。譬如:越西境内今越城镇的新普村、沙沙普村、大坪村、白马村,西山乡的西堰村、大块村、山洪村、关马村、大庆村,中所镇的和平村、五里牌村均系此类。

  由于改汉协议涉及生活方式的要求,分布在今四川彝族地区北部冕宁、喜德、越西、甘洛、石棉、汉源、九龙、泸定及四川南部、盐源、会理、会东和云南北部宁蒗、楚雄、丽江等,操彝语北部方言圣扎土语区境内参与过“拉库”起义的独立白彝后裔,与未参与起义的彝人就有所不同,他们虽无文字记录,但各血缘家支管理的方式已经开始进入官府实行的订门牌方式的保甲制行政体系;家屋居住格局中重要的三锅庄火塘,也改用燃煤地炉子和省柴高台灶;室内无采光的传统结构,也改在屋顶加盖亮瓦采光;无厕而在庄稼地或密林处方便的方式,亦改在房屋周边建造专用厕;低矮土掌房的居住条件,逐渐改建为高大土木结构的连体碉楼;原来杀年猪采用的火烧去毛法,改用开水淋烫去毛法;从大块烹煮的坨坨肉,改用回锅煎或炒、炖等烹饪法。服饰装束上,青年女性将原有飘带式头巾,改为长方形头巾;除老年人外,将原蓄椎髻、长辫,改为男性留汉式头发,女性用假长发盘于头巾之上,甚至许多男女青年为便于生产和工作,只在婚丧嫁娶及节日庆典等特定日子才身着大脚裤、百褶裙,日常则身着汉式长裤;年长者也视经济状况很少在膝盖下裹绑腿或赤足,而是常年穿草编鞋、布编鞋、布鞋,甚至是皮鞋。在葬礼环节,许多人家选择出殡之日,效仿汉族披麻戴孝的方式,根据与逝者关系的远近,家人在头部裹缠或在腰间系扎白色土布条。凡此种种,不再赘述。

  结语

  “拉库”起义这场奴隶解放运动,是凉山彝族近代社会结构变动的一次具体实践与表现。它所承载的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不仅反映彝族社会发展及其与周边地方的关系、彝族与红军长征的历史关联等诸问题,更是彝族地区推翻黑彝奴隶制残酷统治的地方历史之核心主干。为自身的自由与解放,亦为民族能够融入国家共和政体的可能,民国时期彝族人自觉投入历史性的社会变革之中,他们所担负的时代使命和被激发的主体意识,已透过前述细节的铺展,为读者重新认识、思考20世纪初四川彝族地区的巨大社会变革,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亲历者视角和生动的当事人叙述。

  “拉库”起义,首先触及了千百年来血缘等级分层的隶属专制制度,开创了多等级、大规模、广范围联合反抗黑彝奴隶制残酷统治的局面,迫使黑彝放权让利的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在社会外力作用下,彝族社会发展出了新兴的独立白彝群体、村落空间、职业种类以及新的人群关系。起义白彝与官府所签“改汉协议”,包括与不同黑彝盟誓“放权让利承诺”,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初次渗入彝族地区人心。再次,无隶属身份的独立白彝群体拓展的生活空间和改良的生活习俗,均为日后国家新政权的植入、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最后,起义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黑彝奴隶主的残酷统治势力,对推动凉山境内各民族解放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总之,“拉库”起义是20世纪凉山彝族社会的一次重大历史性变革,它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黑彝奴隶主势力的问题,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力撼动残酷统治彝族地区的势力,为此后新的革命和解放打开了通道。例如:迎接红军长征及后来解放凉山的彝族参与者和支持者多系“拉库”起义参与家族的子孙。由此来看,本研究不仅对于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现实意义,亦对近代中国区域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提供一定创新性价值。

  参考文献

  [1]周锡银.彝族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拉库起义[J].中国民族,1962(11):31-34.
  [2]苏静.试论甘孜彝族在拉库起义中的地位和作用[J].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02):12-16.
  [3]李绍明.论凉山传统社会中“独立白彝”的社会地位[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1):34-36+202.
  [4]毛燕.论四川泸定县“白彝区”的形成[J].民族论坛,2011(20):43-46.
  [5]马林英,张洁.彝族本土刑法与国家刑法的司法实践对比分析:以凉山彝族农村人命案司法实践为例[J].民族学刊,2012(03):60-67+103.
  [6] 越西县志编纂委员会.越西县志[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60-67.
  [7] 冕宁县志编纂委员会.冕宁县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54-61.
  [8]伍精华.凉山的变迁: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399-400.

  注释

  1今冕宁、越西、喜德、甘洛等县范围,本文以“彝区”或“彝族社会”进行表述。
  2白彝,系黑彝隶属民的统称,但土司所属民则称百姓。文中提及起义白彝,含独立白彝、白彝、安家奴隶和锅庄奴隶四个等级,也相对土司和黑彝两个统治等级而言,亦代表统治等级与被统治等级的界限称谓。
  3“改汉协议”含“弃锅庄,建高灶,剃长发,订门牌,不着裙,穿汉装”等内容。
  4独立白彝,系凉山彝族半封建半奴隶制社会内的无主隶属之自由民。通常因不同时间、空间及历史事件作用而形成不同类型的独立白彝群体。
  5(1)民国时,越西辖今越西、甘洛、汉源、石棉等大渡河以南地区。
  6(2)“捞油锅”,系民主改革前彝族对偷盗者执行宗教审判,以获取证据的一种方式。
  7(3)“杂布达”,系黑彝强迫所属白彝和安家奴隶,借贷其粮食、银子、鸦片等,进行放本生息的高利贷。
  8(4)“祭鬼”,彝族鬼神崇拜的重要内容,仪式中以杀牲祭鬼祈福禳灾。有黑彝仗势欺人用白彝孩子做牺牲。
  9(1)乾隆三十年(1765),凉山彝族被御封沙马宣抚司、邛部宣抚司、阿卓长官司和阿都长官司四大土司。但土司属下各有差异,沙马属下称官百姓,邛部属下称百户,阿卓属下称头人,但三姓土司的属下均系独立白彝。唯阿都土司属下乃八支黑彝,即比补、吉迪、比祖、莫什、结纽、扒差、阿俄、热尔。
  10(2)都龙光,彝名:阿都略哈,系都定臣(彝名阿都日哈)之父。他1920年病故后,土司职位由其吉三太太(1918年去世)所生刚五岁的儿子都定臣承袭。1937年,都定臣尚未生育即被国民党四十七军驻西昌团长李家钰枪决。1940年,沙马土司安树德上门转房都定臣的遗孀尔额女子。1945年,安树德夫妇遭属下黑彝迫害,阿都土司由沙马土司安学成承袭,直至民主改革止。
  11(1)依据2016年12月19日笔者访谈越西郑家湾村曲木伍惹(91岁)口述资料整理
  12(1)“尔谷”,意“匠人”;“子”,是男性姓名的缀称。沙马尔谷子(1897-1945),与今越西大花乡沙马曲比为7代内的分支血亲成员。
  13(2)彝语:果基约达。本文采用史称“果基小叶丹”进行表述。
  14(3)依据2016年4月5日笔者访谈冕宁彝海村沙马木依(89岁,系沙马尔谷子曾孙)口述资料整理,参见伍精华着《凉山的变迁: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37)。
  15(4)“拉库”起义失败后,从越西大花乡迁居石棉农场乡的沙马曲比世袭毕摩的后裔。当时来尔谷子家走亲串亲。
  16(5)同(3)
  17(6)同(3)
  18(7)同(3)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原文出处:马林英.1913—1915凉山“拉库”起义及其社会变动[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7(06):14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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